在芝加哥大学重温诺奖获得者的业绩－－李政道

李政道和杨振宁曾荣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基于他们在1956年提出的“李一杨假说”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这被另一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 -1997）用实验所证实，从而推翻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为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997年5月30日，李政道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物理学中，宇称守恒意味着左跟右是对称的。”
“假如有两个系统，开始时互为对方的镜象，就是说它们的动态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左跟右不一样。宇称守恒是指，除了左右不一样以外，它们以后的发展应该完全一样。”
“1956年我和杨振宇在理论上建议了宇称不守恒。 1957年吴健雄的60C。实验结果表明，宇称守恒的观点与自然现象是不符合的。”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诞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争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
在科学上早熟的李政道，1956年30岁时便升任着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亲自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因而在1974年 5月30日会见***主席时，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的建议受到采纳。1979年他去合肥访问时去科大少年班看望了同学们，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
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他建议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这些建议都一一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丶复旦大学丶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真是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李政道：费米老师帮我亲制计算尺
快过80岁生日的李政道，每次站在演讲台上，总要深情地谈到他的老师费米。在这次“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再次郑重地提及这个话题。多年来，李政道不厌其烦地宣讲他的教育理论——要培养基础科学最顶尖的人才，没有捷径，而是需要“一对一”的言传身教。
这位1957年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人，在教书育人方面似乎格外“保守”——他坚持认为，培养人才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和高科技工具。他曾批评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但不要以为联上因特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特网之类的高科技工具确实可以很快地传递“信息”，但“信息”不是简单的“理解”。“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有了高科技工具，信息就都有了，一点鼠标就出来了，这实际上是误导。”
李政道强调，要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因为，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而这“必须是老师一对一地带着学生一块儿做研究”，才能潜移默化传授的。
李政道的恩师费米，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他在发明核反应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影响了20世纪科技史，他最先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随后又亲自指挥了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没有费米，可能就没有原子弹。费米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每周他都会和老师费米共度一个下午，面对面地“闲聊”物理问题。有一天，费米提了一个问题：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回答，大概是绝对温度1000万度。费米问，你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文献上都是这个数字。费米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估算，你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
于是，物理学大师费米亲自动手，用两天时间帮李政道做了一把特制的计算尺。李政道后来回忆：这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把专门用来估算太阳温度的大计算尺！这把尺子让他终生受益：“它让我知道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必须要亲自实践，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李政道沿袭着从自己老师那里继承的传统。多年来，只要是他带的学生，他每周必然花半天时间和他们“一对一”地讨论问题。
事实上，李政道还在多个侧面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科技教育事业。
他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所以向***主席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奔走联络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设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他最早筹划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他还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1985年7月16日，***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而事实上，李政道，这位科学奇才，可能仅仅是在他的恩师指明的路径上前行。
恩利克·费米，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老师。他于1954年去世，而他的学生中有6位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Tsung-Dao Lee)
美国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中国上海市，原籍江苏苏州。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丶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研究院学习，1950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1960年历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丶副教授丶教授，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费 米物理教，198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
李政道教授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丶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丶法国国立学院布德埃奖章(1969, 1977)丶伽利略· 伽利莱奖章(1979)丶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1986)丶埃. 马诺瑞那爱瑞奇科学和平奖(1994) 等。他是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59)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4)丶意大利林琴科学院院士(1986)和台湾“中央研”院士(1957)。
李政道教授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及其一 些对称性不守恒的发现，是极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为此，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李政道教授在弱相互作用研究 领域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除去宇称不守恒定律，还有二分量中微子理论丶两种中微子理丶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丶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
在统计力学方面，李政道和杨振宁研究了一阶相变的本质(1952 )；完成了稀薄玻色硬球系统低温行为的分析(1956 )；他们还对量子多体系统的维里展开做了一系列的研究(1956-1959 ),并和黄克孙一起研究了量子玻色硬球系统的能级(1956-1957)等等。这些研究对多体理论作 出了开创性的和重大的贡献。
70和80年代，李政道教授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方面的研究，具有经典意义。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对以后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有很大影响。“KLN 定理”的提出，为分析夸克—胶子相互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反常核态”概念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真空的认识，推动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工作。用随机格点的方法研究量子场论的非微扰效应，并建立离散时空上的力学，理论上受到广泛重视。 李政道教授近年来关于高温超导的系统理论研究工作，也是别具一格的。
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 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在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和安排下，自1979 年，由几十位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和培训，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丶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 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 的BEPC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BEPC工 程在选择方案丶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对撞机之能如期建成，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年轻人的尽快成才，李政道教授除在国内开设长期座外，还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在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
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 任，每年回国亲自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指导CCAST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他是中国科技大学丶北京大学等11所大学的名誉教授。
1994年6月8日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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